心理学讲——共情（2）

科胡特对“共情”的理论发展，就我自己的理解，在《人格成长：从神入的共振，到恰到好处的挫折》中，进行了阐释，在此文中就不赘述了，简单罗列如下：

Ø 共情的使用界定了精神分析这一领域
Ø 共情为分析情境提供了一种新的氛围
Ø 共情存在于从理解到解析的连续谱

“共情”的效力

我个人感觉，自体心理学取向的“共情”，其独特的“效力”，或者说特有的“疗效因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情”，而是立足于“共情”基础之上的，与自体相关病理心理的理论理解与治疗策略。

科胡特在其开山之作《自体的分析》的开篇，便谈到他所研究的方向和讨论的议题，是关乎“自恋型人格”的特定现象。他并细细区分了，介于精神病、边缘结构及神经症之间的自恋人格的特定病理。这也决定了，自体心理学的工作对象，以及在运用“共情”搜集资料、理解来访者的过程中，其关注的来访者的内在世界与经典精神分析的差异。

我在一篇文献《共情的起源与历史》里读到说，早在“1905年，弗洛伊德就用Einfühlung描述心理动力学中将自己置身于他人处境之下”。而在精神分析史上的第一个个案安娜·O的案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布洛伊尔如何以一颗医者之心，共情地倾听安娜·O外显症状背后内隐的心理冲突，而内心的冲突消弭，外在的症状消散。只是经典精神分析和自体心理学面对的群体不同，或者面对同一个体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他们“共情”的方向不同。

不仅如此，科胡特所倡导的，在分析情境中共情、抱持的氛围，也是基于对来访者自恋需求的特定理解，而非简单地“用爱来治疗”。科胡特用“Z先生的两次分析”来阐释两者的差异。在第一次的分析中，科胡特使用传统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理解和治疗来访者。他“屡次地拒绝Z先生出现的自恋需求，并将这些需求理解和解释为Z先生关于男性坚决及与男性竞争的深层恐惧的一种阻抗现象。”虽然他的解释让Z先生愤怒，但他最后还是无奈地接受，并在四年半后缺乏活力地离开了分析。Z先生在五年后又重新来找科胡特分析，并抱怨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在第二次的分析中，科胡特接受并共情了Z先生理想化移情（理想化的双亲影像）、镜像移情（夸大表现癖）等的自恋需求，不再从性和攻击的经典精神分析的角度将其视为一种防御，并通过诠释让他放弃，而是将其视为对童年情境的再度活化，以及“朝向成熟的试探性举措（P72）”。对自恋需求（譬如理想化分析师，夸大的自我表现等）的正常化和接纳，使得分析能够在一种“更为友善、更为轻松的气氛”中展开。从这个角度而言，也是“共情的氛围”背后，更深的理论基石。

至于在具体的干预阶段，科胡特并非只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共情”（他所说的理解阶段），也谈到经典精神分析里所论及的“诠释”（他所说的解析阶段）的重要性，并将“解析阶段看作是理解阶段的扩展和深化（P150）”。一方面，他其实很清晰地表达了“共情”的不同维度，既可以是贴近经验（experience-near）的“对来访者经验状态的共情领悟”，也可以是远离经验（experience-distant）的“对移情互动及其早期起源动力的共情领悟”。另一方面，从自体发展与成熟的角度，理解阶段的共情更偏向于体验部分的粘连与共鸣，情感联结度会更强，咨访关系中的分化度也更弱。我们想象一下，母婴关系中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对婴孩共情与回应，此时，母亲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只是满足完全依赖的婴孩需要的“自体客体”。但当分析师从理解转向解析的时候，联结的强度会减弱，并且向一种更客观的方向发展，譬如，对于来访者在新的探索过程中的焦虑，解析为“是的，起初你感到害怕，但如果我们想想你童年时代的自体客体如何阻碍你油然而生的快乐时，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意外”。这是一种将当下体验与早年进行连接并诠释的过程，尽管有时和理解阶段也没那么截然划分，因为始终都以共情为基石，以来访者为中心，而非以分析师代表父性权威的理论为中心。科胡特会认为这是 “一个古老的自体客体经验被一个成熟的自体客体经验所代替的过程”，这也是来访者人格发展进步的标志。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类别“共情”的使用，是基于来访者自体发展阶段，并且通过对不同的“共情”的运用，帮助来访者的自体朝向更成熟的方向去发展。

“共情”之不易

由此可见，“共情”并非只是单纯地将心比心，作为一种治疗技巧，它立基于我们的人格水平，但同时，也需要有足够的专业能力（理论和技术层面）。

正如科胡特自己所说，就其很重要的解析阶段而言：“分析师的理论储备——例如在他理解患者移情关系以及童年中的经历时所掌握的自体客体理论——将会强烈地影响其在动力学和起源学论述中的准确度、广度和深度。”而就共情能力的训练而言，“共情并非上帝赐予少数人的礼物。对于普通人来说，共情能力的差异来自学习和训练，而非天赋。（p66）”而自体心理学取向的分析师，之所以能够对于来访者在自体相关疾患方面有更好的理解，原因在于“分析师对理论掌握程度的增加，这虽然不能改变他的基本共情能力，但扩展了观察工具的潜在应用范围。（p67）”

之所以大段地摘录了科胡特的原话，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还是有很深的触动和体会的。就是我们自身理论水平的质地，以及将其转化为干预策略的能力，对于“共情”的深化，并推动来访者的成长，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举个例子，我们在“贴近经验”的“共情”地理解来访者的基础上，“远离经验”地利用我们的理论建构评估来访者困境之所在，可能是自体之碎裂，可能是依恋之不安，可能是攻击之不能……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来访者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视角，但我们可以“以来访者为中心”，找到适合的理论模型，但又不将这些理论凌驾于来访者的体验之上，而是“共情”地理解，并选择适合的策略，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来访者的人格，向更整合更成熟的方向去发展。

就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共情”能力的提升，便不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穿上患者的鞋子去体会”，而是更多地伴随着我们自身理论和技术的学习，个案概念化的能力以及临床干预能力的提升。这是在不同理论流派的学习和成长中都强调的，只是科胡特将其放在了广义的“共情”的架构之下。

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提升“共情”，只需要提升理性层面的知识就行了，其立足点还是咨询师的人格，因为“什么样的人会出做什么样的事”。正如傅雷先生所言：“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心理咨询也是如此，我们的人格品性，当然也包括能力，决定了我们会吸收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会秉承什么样的信念，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决定了我们自己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了我们最终能将来访者带到哪里。

关于这部分，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心理咨询的起点是咨询师的人格》，就不再多说了。但我相信，科胡特所言的“共情”背后，是一种更大的“慈悲”，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防御，跃入深不可测的深，穿过痛不欲生的痛，才有可能达到的。这是终其一生的功课，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