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杨吉膺博士
美国注册临床心理学家,存在-人本主义国际心理咨询研究所(http://iiehp.org)的联合创立人之一,该研究所旨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人本、存在主义心理咨询和技能的应用及推广。同时,杨博士也是美国赛布鲁克大学教授。赛布鲁克大学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奠基者创办(www.saybrook.edu),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咨询发展的摇篮。杨博士活跃于亚洲地区的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咨询培训,包括督导及课程讲授。杨博士的专业取向包括存在主义心理学、个体及团体咨询、哀伤及丧亲咨询、临床操作的法律及伦理道德议题、跨文化心理学等。杨博士出生在台湾,9岁时随同家人移居到美国。同时,他也是一位养狗爱好者。
无论对于心理学学生还是从业者来说,心理治疗师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你若是相信心理治疗“生命影响生命”的原则,那么很自然地会相信,人格的发展对于成为优秀的心理治疗师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位督导总是提醒我:最重要的并不是拥有头衔或是资格认证,而是人本身的改变。 这与卡尔•罗杰斯的学说非常相似。他曾经说过,在治疗中最重要的“不是治疗师必须要做的,而是治疗师理所当然如此。存在的质量。”所以,在心理治疗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治疗师的专业知识,受过的训练,或是掌握的技能,而是我们的存在。这就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根基。
在过去的7年里,我一直在亚洲从事心理治疗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在督导学员时,我试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励他们放下。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这与人的直觉正好相反,尤其对于新手来说。我对学员们说,“作为一个新手治疗师,第一次与你的来访者见面时,其实两个人心中都充满焦虑,我敢肯定的是你要比你的来访者更加焦虑!” 因此,如果你能轻而易举地在第一次治疗中幸存下来,控制好自己的焦虑,那么这第一次治疗就是成功的。你当然会希望来访者下次回来继续治疗。但很不幸的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一去不复返。
我的第一位来访者就没有再来,这让我很难接受。 我记得她是一位身形高大的非裔美国女性,而她当时面临的问题我都忘记了。而我则是一个认真负责、性格内向的亚裔男性。我们的文化背景真是天壤之别!我没能够跨越文化的障碍,更不用说去以共情的方式进入她的内心世界。在那次治疗中,我的世界,我并不丰富的经历完全处于混乱的状态,我极力试图帮她找到解决方案,从而减轻我自己的焦虑,补救一下我年少轻狂的外表。难怪,那位来访者没有再来治疗。要是我,我也不会回来。记得在第一次治疗后,我在校园里足足转了一个小时,心里备受打击,很是埋怨那些负责临床培训课的人。我想:他们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诊疗室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帮我? 为什么我的第一位来访者会跟我这么不同?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 我当时非常生气非常沮丧,甚至想到要放弃课程。最终我还是决定坚持下来,因为整年的学费已经缴过了,我不能当逃兵。我的骄傲自负让我备受打击,但也正是骄傲自负让我没有退学。
那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去治愈脆弱受伤的自己。我记不清第一任督导给我多大的帮助和鼓励。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仍记得第一次治疗是我的一块伤疤,现在我明白那是必要的伤疤,是成为一名经验丰富、充满同情心的督导必须要经历的。即使我意识到度过第一次治疗所留下的伤疤是我成为合格治疗师的必经之痛,每当我损失来访者,质疑自己能力的时候,那被拒绝的伤疤仍然会刺痛我。我承受了这种痛苦,因为我意识到这是我的耐心和同情心之所在。也许我“注定”要经历痛苦的拒绝,这样我才能以同情心对待自己的学员。至少,这是我给自己的伤疤所赋予的意义,这伤疤是我美好存在的一部分。如果不能敞开心接受痛苦,那我今天就不会成为督导,不会成为治疗师,更不会是一个真正的人。奥地利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曾写下这样优美的诗句:
“你不要相信,那试图劝慰你的人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些有时对你有益的简单而平静的几句话里。他的生活有许多的辛苦与悲哀,他远远地专程帮助你。不然,他就绝不能找到那几句话。”
罗洛•梅(1981)曾教导我: “过去是无法改变的——它只能被人们所认识和了解。这就是人的命运。它能够被新的经验所吸收和缓和,但不可能被改变或消除。如果我们能接受命运,这种命运就会在我们身上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作用。一个人就能以这种方式和宇宙和谐相处,而不是与其相背离。”维克多·弗兰克(1959)曾说过“为什么是我”这样的问题其实不会减轻我们的痛苦,他教导我们: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深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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